《乾嘉時期隸書書家群體研究》 唐昆著 安徽美術出版社
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深與淺、高與下,就是要看年輕學者的學術功力,這要包括他們的理論基礎、思考方向、材料分析、思想深度,當然,也包括寫作的文筆。近日,讀唐昆的《乾嘉時期隸書書家群體研究》,讓我有很深的感受,他所站的高度,所看的廣度,所思考的問題,體現了當代青年學者的研究水平。
唐昆的研究對準了乾嘉時期的隸書書法家群體。中國書法由篆、隸、草、行、楷五種書體所結構,“按照現今所出土的文獻來看,隸書應于戰國末年初見端倪。后世的程邈總結和歸納了隸法,形成了具有正體意義的隸書。及至東漢,隸書的字體構形、風格審美大放異彩,是我們最為熟知的樣貌。但隨著草書、行書、楷書書體的出現,特別是行書、楷書在實用意義上價值的突顯,隸書很快就消匿于歷史的舞臺之中”。這是唐昆眼中的隸書,也許,正是因為隸書的命運值得探究,他沿著這樣的線索,試圖告訴我們隸書的真相。
乾嘉,是讓人浮想聯翩的時代。以此生發的乾嘉學派,是我國學術史的精彩樂章。以顧炎武、黃宗羲、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等人為代表的乾嘉學派的重要學者,對古典經學的考據,對古代思想史的梳理,取得了重要成果。金石學隱匿其中,也煥發了別樣的風采。
對乾嘉時期隸書書家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書法本體上,需要對書法家們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方向有所了解。乾嘉時期的書法家幾乎都是學問家、文人,書法是他們的“余事”,在“余事”中感知他們的藝術才華,必須結合他們的理論趣味。因此,想要談好乾嘉時期的隸書書法家群體,還要在乾嘉學派上下一番功夫。隨著閱讀的深入,我看到了唐昆所做的學術準備,談論一個人,闡述一塊碑,都是有備而來的,對乾嘉學術史的了解,不亞于對乾嘉書法史的掌握。
書分四章,第一章是“直指漢碑:乾嘉前期隸書復興的發軔”,第二章是“從學術到藝術:乾嘉時期隸書取法與審美新取向的形成,第三章是“乾嘉時期善隸書家群體的隸書實踐”,第四章是“乾嘉余緒:乾嘉時期隸書理念的擴散及影響”,應該說,這本書結構謹嚴、敘述清楚、論點明確,從點到面、從淺入深,對乾嘉前期的隸書創作情況和后續影響,做了實事求是的考證和論述。尤其是第二章,唐昆重點討論了乾嘉時期隸書與彼時金石學復興的關聯,從而把乾嘉時期的隸書勃興與乾嘉學派的理論建樹結合起來,賦予這本書學著作更為明確,更為豐贍的學術風貌。對此,唐昆寫道:“隨著清初隸學的復興,漢隸在乾嘉時期出現了中興的局面。這種局面的產生一方面是乾嘉學派書家在金石學影響下對隸書的重新審視,另一方面是乾嘉學派書家以漢碑為中心的訪碑、鑒藏活動所促成。在這個過程中,乾嘉學派書家以學術為根本,重新審視先秦古文字成果,對新材料進行歸納整理,促成了書學新觀念與以‘雅正’為引領的審美新取向的形成,擴展了‘帖學’傳統。”
的確,乾嘉時期是中國學術的特殊時期,也是中國書法的特殊時期。唐昆于此深耕,試圖找到隸書振興的理由,分析中國書法審美起伏跌宕的歷史過程。漢代以后,隸書進入了蕭條期,三國時期的隸書工藝化傾向嚴重,唐代有了一點變化,也是曇花一現。元明時期,雖然有一批書法精英開始關注隸書,囿于社會需求不足,沒有看到隸書書體特殊的美學內涵。直到乾嘉時期,隸書的光彩得以輝映學術、文化、藝術領域。對此,唐昆予以追蹤,他告訴我們:“乾嘉時期,金石學在伴隨著以漢學為研究主體的經學家的大量參與,漢學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官方更是將理學并入經學的范圍,使得經學作為學術的主流風尚。”這是隸書魅力被重新發現的一種導向,是學者們求真務實的自覺行為。唐昆進一步說明:“經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是訓解和闡述儒家經典,隸書作為漢代的通行字體,關注文體內容證史的同時,隸書字形的演變與文字之美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研究的學者。在文字學的促進下,隸書的發展也逐漸被納入學術的正軌,這是乾嘉時期與清初隸書發展的最大不同?!?
從顧炎武到惠棟,從戴震到錢大昕,從章學誠到阮元等等,其人其文,讓我們對乾嘉時期的傳統學人的治學理念、治學方法、著述特點有了清晰的認知。基于此,再去欣賞、臨習那一時期的書法家,尤其是善寫隸書的書法家的作品,就覺得理由充分,感覺豐沛,獨有的書法之美非常炫目。
章學誠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薄爸觥保傅木褪菍W者苦苦思考之后的真實表述,“比類”,則是指在汗牛充棟的史料里去粗取精的過程和結果。在我看來,唐昆的《乾嘉時期隸書書家群體研究》一書,兼具了“著述”與“比類”,學術價值不言自明。
(作者為中國書協書法評論與文化傳播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