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劉益謙，還是蘇富比拍賣行，抑或是上海博物館，對于《功甫帖》的爭議，已經從一場學術爭論，演變成為受到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事件。而從藝術品市場的角度來說，《功甫帖》引發的爭議在于：書畫鑒定究竟應該聽誰的？
曾經“毫無爭議”
《功甫帖》是蘇軾寫給其親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別信，至2013年，已流傳了900余年。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作品結構緊密、一氣呵成，用筆沉著、粗獷有力，充分展現了蘇軾的人文主義情懷。歷代藏家對其評價甚高，見著于安岐《墨緣匯觀》、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李佐賢《書畫鑒影》、張珩《張蔥玉日記·書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等著作。李佐賢在《書畫鑒影》中記載，這幅作品被錄在蘇軾、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冊中。四件作品中，“蘇書尚完好，第二幅猶佳。”指的就是《功甫帖》。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則稱其“雖有九字，極為神采” 。 或許是因為有這么多權威的著錄，才使得收藏界的“大鱷”劉益謙于2013年9月在紐約蘇富比斥資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人民幣)購回《功甫帖》，并依托上海自貿區的稅收優惠，將其帶入自貿區進行保管，并準備在今年龍美術館浦西館開幕的時候展出。然而就在2013年即將過去的時候，市場傳出了消息，稱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專家宣稱蘇軾書法《功甫帖》系“偽本”。2014年1月1日，由單國霖、鐘銀蘭、凌利中三位研究館員署名的兩篇長達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專業媒體《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刊出。報告詳解了為何價值5000萬的藏品系偽作。引得市場不得不暫時停止總結2013年秋拍并預測2014年春拍，將注意力轉移到《功甫帖》的真假上。其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功甫帖》的真假之爭肯定不會是“真還是假”那么簡單，對于它的爭議，肯定將對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書畫鑒定產生影響。
上海博物館的三位研究人員經過鑒定與考證，認為這件《功甫帖》是“雙鉤廓填”的偽本。鐘銀蘭、凌利中所寫的《“從法帖中雙鉤”——析墨跡鉤摹的性質》和單國霖的《形體極相似氣韻卻不暢——蘇富比拍品辨析》，都對這件曾經被眾多權威書籍著錄的《功甫帖》提出了質疑?！半p鉤廓填”又稱“雙鉤填墨”，在唐宋時主要用于保護原跡，臨摹學習。此法易于傳播流行，到了刻帖成風的晚清，遂成了坊間作偽、制造書法贗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鑒定常有分歧
拋開《功甫帖》的真假爭議，其實在古代書畫鑒定領域，即使頂級鑒定家之間也會出現明顯的分歧。這主要是因為古代書畫作偽的手法，除了常見的依照名家某些突出的手筆特點直接仿造外，還有很多改款、拼接、代筆的情況，增加了書畫鑒定的難度。
古代書畫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品市場上的“不倒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其資源的稀缺性。經過歷朝歷代的改制，以及戰火的“蹂躪”，能夠幸存的真跡已經是“鳳毛麟角”。更為重要的是，針對古代書畫的造假，早已不是現代人的專利。早在古代，造假者就比比皆是，且技藝高超。在這些造假者中，有些并不具有功利性目的，純粹是為了向名家致敬；有的則是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價地挖空心思，進行花樣翻新的書畫偽造和改造，并最終形成了極具規模的造假手工作坊，欺世盜名，牟取暴利。
“一字二畫三印章”，這是鑒定一張畫的次序。一張書畫往往有許多印章，有畫家自己的印，有收藏者加的收藏印，有鑒賞家加的鑒賞印等。通過印章，可以考察一位書畫家的別號、字號、生年、行第、鄉里籍貫、仕途經歷、癖好志趣，還能了解這件書畫作品的流傳經過，印章為書畫鑒定提供了重要的輔證。鑒定者這樣進行鑒定，造假者也會按照這個思路進行造假。
即使在權威收藏中，也有不少具有爭議的古代書畫作品。如明代詹僖偽造元代吳鎮的《墨竹圖》，即屬偽造水平比較高的。再如清宮所藏吳鎮款《攜琴訪友圖》卷，畫法全沒有吳鎮的風格氣息，卻寫上“吳鎮款”，可見造假者完全沒見過吳的畫作。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徽宗《聽琴圖》，由于有徽宗題名與畫押，此作一度被認為是趙佶所畫，后經學者考證，實為宣和畫院畫家描繪徽宗趙佶宮中行樂的作品，而圖中撫琴者，正是趙佶本人。歷代有名的書畫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因出于應酬，也會請人代作書畫作品，而親自題寫名款，這樣的代筆者本身書畫水平較高，后世很難一一辨識真偽。
一些近現代的名家也曾有過“不光彩”的經歷。像張石園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虛谷，吳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亂真。而最為市場所了解的還是張大千造假石濤的作品，騙過了眾多著名收藏家的眼睛。
許多人都覺得，只要有清晰的著錄以及名家源流就可以將一幅書畫說清楚。但是在早期的著錄書籍中，只有題跋以及印章的信息，這既可以作為鑒定者的鑒定憑證，也可以作為造假者的造假依據。特別是明代繪畫，在晚晴以及民國時期，仿造是非常嚴重的。明清時期的“蘇州片”、北京“后門造”與揚州“皮匠刀”代表了書畫造假的最高水平。而民國時期的高仿書畫，很多都是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方式，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由多人聯合完成。與歷代贗品相比，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東西，不論是畫面構圖、筆墨工夫還是裝裱水平都與原作十分近似。販賣這些高仿書畫的人，很多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的甚至是當時書畫鑒定的權威，并著錄于他們的著作之中，這就無疑使得后世在鑒別上更加困難。如建國前，劉伯年臆造了一張《梨花鱖魚圖》，托名是宋代畫家李延之的作品，聲稱這件作品生動、自然，沒有亦步亦趨摹仿古人所產生的生硬、局促之感。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畫商陸鯉庭賣給了一家著名的博物館，這家博物館把它作為精品收入《畫苑掇英》。劉伯年看到畫冊后感覺事態嚴重，就主動給有關部門寫信，說明他造這張假畫的情況，真相這才大白于天下。
“信物”還應“信人”
假畫，是千年來書畫收藏和買賣的寄生物，只要有市場存在，這些作假、賣假的現象就不會徹底消失。所以，一個收藏家不僅要了解相關書畫鑒定知識、遵循市場規律，還得知曉各種騙子忽悠人的把戲，以及鑒定家的一些“潛規則”。
對于許多鑒定家來說，有些作品一看就是假的。說實話吧，太傷人；但是又不能說假話，所以只能“打哈哈”，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一些題跋文字中，更是常常含糊其辭，既不說真，也不直接說假，說一點諸如“神似”、“氣韻達到”這樣的詞語，讓藏家往往無所適從。
從民國時期的情況來看，藏家往往對于贗品泰然處之，最為市場津津樂道的就是張大千仿造石濤的贗品騙過了羅振玉、張學良等名家的故事。這些名家不僅沒有和張大千打官司，反而和他成為了好朋友，張學良還主動請張大千吃過飯。因為在這些藏家看來，“打眼”是由于自己的經驗不足，與這些欺騙自己的造假者交朋友，實際上是大大提升了自己的鑒別能力。
當然，現在造假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隨著科技的發達，許多人開始利用木板水印、數碼微噴等手段進行造假，這就需要藏家在日常的收藏投資中多個心眼，特別是面對看上去“無可挑剔”的精品，但同時價格又便宜地看不懂的古代書畫，千萬不要因為一時沖動，而把錢扔到了水里。
對于藏家來說，研究一件古代書畫，應該從書畫作者各個時期的書畫風格、筆墨特征、印章特色、紙絹年份等特征入手，經綜合分析后最終得出真偽鑒定意見。當然，用科學測試法也可以準確測出紙、絹的年份，甚至可以對墨的年代進行測試，這對于一些年份差別較大的書畫作品應該具有一定的作用。就拿此次的《功甫帖》來說，上海博物館的書畫專家認為是晚清的作品，而拍賣行則認為是蘇軾的真跡。從宋代到晚清差了幾百年，這用技術手段完全可以分辨出來。當然，也不排除有人使用了宋代的材質和筆墨進行了造假。當書畫收藏鑒定自己無法做到“信物”，只能“信人”時，“信人”比“信物”就更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