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抱歉無法用大會規定的通用語言演講,我想,我選擇“差異性共存”這個演講題目的部分原因是想為我的這種歉意尋找一個體面的借口。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說過,語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配,他還預言隨著中國文明優勢的增強,漢語普通話將取代英語成為世界的共同語言。老實說,我對亨先生的這種預言并不心存感激,一是我恐怕等不到那樣一天,二是我也不希望那樣一天的到來。因為我贊同他的另一種說法,語言不過是交流的工具,通用語言應是處理語言和文化差異的方式,而不應是消滅它們的方式。我的直覺是,一個講多種語言的會議會比只講一種語言的會議更加有價值,也更加有趣,盡管這樣會浪費不少時間、金錢和增加交流的難度。
我發言的中心意思是,藝術和語言一樣,也應是一種文化交流的工具,而不應成為消弭文化差異的方式。
冷戰結束、全球資本化、文化流動性加強和迅速興起的電子通訊革命,都為我們這個世界制造了一個“地球村”的幻覺,但在文化和藝術領域里建立一種普遍主義價值體系的努力不僅沒有獲得預期的回應,反而變得更加艱難和含混。民族國家、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和各種利益集團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訴求遠遠超過以往,一個統一的世界圖景(Worldscape)和一種多元化的國際文化關系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藝術問題的基本背景,亞太地區當代藝術發展的新現實也離不開這個背景。
在亞太地區存在著一種復雜的國家、種族、政治和文化的地緣關系,這里既有傳統的民族國家如中國、印度、伊朗等,也有新型的工業化或后工業化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等,還有像澳大利亞、新西蘭這類的西方型國家。但近年來,隨著東南亞經濟的發展,穆斯林國家與西方對峙的加強,澳洲、日本日益轉向亞洲的政策和中國的崛起,在亞太地區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化向心力,它的性質和趨勢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世界文化的格局和走向,APT這類活動既是這種向心力的標志,也為我們從當代藝術角度討論這種向心力提供了機會。
當代藝術是20世紀西方文化體制的產物,這個事實很容易導致一個簡單的結論:在非西方世界發生的當代藝術都不過是這種產物的鄉下版本。西方當代藝術的這種普遍主義的身份嚴重扼制了非西方國家在藝術上的文化自述能力,使其長期處于一種“非主體”的狀態。這種現實在冷戰結束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西方內部的各種解構主義和反中心思潮,導致了西方藝術界對廣大非西方國家藝術的重新認知和接納。近年來,中國、泰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的當代藝術家頻繁參加西方國際大展,而這些國家的海外藝術家也日益成為國際藝術領域里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亞太地區各國當代藝術也開始出現日益高漲的自我文化認同意識,這種自我認同不是對民族文化價值的簡單肯定,相反,它強調的是在各種復雜的當代沖突中,如何批判性地建構不同的文化身份主體,它們將對自身文化、歷史、政治結構的內省性批判與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對象性批判作為建構這種主體過程的不可分割的兩部分。在東亞儒教國家、西亞伊斯蘭教國家、南亞次大陸印度教和佛教國家以及在太平洋的原住民文化中我們都能看到這一建構新的文化身份主體的努力,這種努力還體現在近年來這一地區日益頻繁的地區性交流活動上,韓國光州雙年展、中日韓藝術家的多次聯展,正在世界巡回的“移動的城市展”(Cities on the Move)、臺北雙年展和規模日益擴大的APT都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
當然,亞太地區當代藝術的這些新現實并不旨在形成一種新的東西方二元對立關系,更不在表明一種簡單的反西方立場,恰恰相反,這一新的文化現實的真正意義在于建立一種與西方和世界所有文明之間的一種新型的相互認同和自由交流的關系。與舊式民族主義狹隘的拒絕主義的態度不同,當代藝術中亞太地區國家尋求差異性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實現一種新型的文化共有秩序。這種努力包含著一種深刻和普遍的文化倫理,即只有在民主和平等的意義上才能建立人類真正的藝術對話關系,它不但反對西方藝術優越論,也反對任何形式的藝術優越論。我們將當代藝術視為一種人類共有的文化資源和知識財富,而不是西方的文化專利,就像我們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中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樣。
建立獨立的文化身份和建立平等的對話關系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想在發言結束時,以我在澳洲的一次經歷說明實現這一文化理想的不易。1997年7月我在皇家墨爾本科技大學藝術學院美術館與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亞批評家、策劃人和學者進行過一次印象深刻的座談。記得當時在申訴我反對冷戰文化遺產和民俗性的異國情調時,我舉了澳洲原住民(土著)藝術為例,后來我從我的朋友Suzcnne(她是那里美術館的館長)那里知道,澳洲朋友對我的這種類比頗為不滿,因為我也誤解了澳洲原住民藝術在澳洲當代藝術中的真正地位。我想借這個機會向我的澳洲朋友致歉,我想也正是這種文化誤讀反而反映了交流的高度必要性,我這次來澳洲的一個重要愿望就是希望真正了解一下澳洲原住民藝術在澳洲當代藝術中的作用和位置,我希望獲得澳洲朋友的幫助,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一個只會講中國話的中國人,我也是一位文化上的原住民,一個土著人,我的工作主要在中國國內,我希望在那里建立一種真正公共的、公平的,或者說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我希望在這里能夠找到一些和我語言不通但卻有共同愿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