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新聞傳媒的視野和領地也得到了擴張。上世紀90年代初，可視作“讀圖時代”的來臨。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都市類報紙和圖片類雜志的興盛，使得反映都市生活和民眾精神狀態的圖片需求量猛增，表現空間進一步擴大。這給有遠大志向的攝影記者帶來了機會，可以不再屈居文字記者的附庸，而痛痛快快地尋求個人風格。
誠如攝影評論家顧錚所言：“中國攝影家的都市攝影實踐在回應城市社會現實的巨大變化，通過攝影表達對現代都市生活的理解與思考的同時，也大大地豐富了對于攝影的理解，開拓了攝影表現的新可能性。”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時代的開放，也給攝影記者提出了一道道難題和無法預見的挑戰。

分析新聞攝影作品，旨在通過所涉對象的作品內涵和歷史文化價值，廓清當今獨立攝影記者面前的目標、任務與審美刻度。

　　突破口：專題攝影、專欄照片

本文所涉的攝影記者或具有新聞眼光的攝影家，在當時找到了專題攝影這個突破口。比如解海龍的“希望工程”、徐勇的“胡同”、姜健的“場景”、趙鐵林的“小姐”、呂楠的“精神病院”、李玉祥的“老房子”、黑明的“知青”、鄧偉的“世界名人”，以及稍后出現的如張新民的“農民”，徐勇的“水鄉”、“弄堂”、“窯洞”，呂楠繼的“盲童”，黑明繼的“新窯子”等。這些專題攝影，與以往關于單純的風光、工程、建筑、花木等題材不同，而是直指當下，直面社會，記錄歷史，揭示人性，敏感地反映了處于激變時刻的中國各個領域發生的深刻巨變。

如上海的攝影記者雍和，20多年來始終將鏡頭對準滄桑巨變的中國社會和糾纏在各種命運網絡之中的人。在技術上看，這樣做是為了揚長避短，但更深一層的用意是為了避免平庸和慣用的套路，希望通過個人風格與視角來體現一種與國際攝影思潮相呼應的新聞價值觀。他在1998年新創辦的《新民周刊》上開辟了跨頁的圖片專欄，特別是配圖的文字言簡意賅，內含機杼，在交代攝影過程的同時，將畫面背后的東西也告訴給讀者了，使讀者感到非常親切、真實。

溫熱、真切地表達民眾的訴求與趣味

將稍縱即逝的圖像制成可以傳諸后世的社會檔案，新一代的攝影記者找到了突破口，并取得了成功。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上海的雍和、顧錚、陸元敏，廣州的張孩兒、張新民，北京的徐勇等一大批人的攝影理念或理想，均獲得了很大的表現空間。

北京的徐勇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北京廣告公司的攝影師為CCTV、BTV及美國華人電視臺攝制影視專題片和廣告片，同時拍攝了大量關于北京胡同的照片，出版了《胡同101像》。這是國內第一本關于老北京胡同的攝影作品集，其中的一些作品被收入了美國出版的攝影學權威著作《世界攝影史》。這些照片并非簡單地收羅建筑的式樣，而是在敘述一個很綿長的故事，一段歷史，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也體現了新聞的要素。

今天，徐勇拍攝的這些胡同已經從人們的視野中無可奈何地消失了，而那些胡同中曾經鮮活的生命所留下的印記，卻通過徐勇的鏡頭獲得了永恒。更為人們所銘記的是，因為牢牢鎖住老胡同居民的表情為焦點，徐勇的畫面漲滿了觀察者的同情與焦慮，激發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工作者的反思與行動。

廣州是一個移民與外來民工快速涌入的城市，在交通樞紐與廉租房里，自身也是移民的張新民通過長期觀察與拍攝，在《農村包圍城市》中將主角鎖定為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這個過程，需要他與外來農民工打成一片并取得他們的信任，而不是將他們當作一種道具和純粹的表現對象。好在張新民與他們是有著“血緣”的，非常容易溝通，他發現了外來農民工在人口學中是“流動人口”，在經濟學中是“廉價勞動力”，在行政學中是“人力資源”或“外來人口”，在社會學是的“弱勢群體”等符號，都是處于被敘述的對象，存在著一次消費的可能。所以，他通過跟蹤采訪，將他們一個時段的生活狀況記錄下來，作為社會分析的文本。在攝影師眼里，他們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對象，而是為著生活而掙扎的“人”。因而，張新民的照片體現了新聞攝影的美學價值和歷史價值，也為新聞作品干預生活、反映民情提供了經驗。

雍和在題材的選擇上，同樣體現了優秀記者的社會責任和良知。他的鏡頭同樣牢牢鎖定處于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并且通過上海這個快速發展的國際大都市，巧妙地反映民眾與城市的關系變化，將城市建設中的諸多問題暴露出來。在禽流感暴發時，雍和不顧危險深入疫區，幾天時間只拍攝一個來自江蘇的養鴨專業戶。這戶農民發現自己的鴨子得了禽流感，主動上報后，政府將方圓三公里內的所有家禽封鎖銷毀。于是周圍的農民就很怨恨，認為是他禍及大家。他就變得非常孤立，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只能另找出路了。這張照片背景的東西非常豐富，折射出當今中國的諸多問題，比如機制、公德、小農經濟模式和公民意識等。

雍和拍得比較多的題材有上海弄堂人家，比如在等待拆遷的場景也相當有生活趣味，赤膊的男人和穿睡衣的女人，坦然地面對鏡頭，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有些照片拍的是市民在逗弄一只寵物狗，旁邊小桌子上擺開了午時的飯菜，或者炫耀一下新式婚禮等，表明他們也有這種時尚的需要。

雍和更強烈的愿望是反映在特定情景中的市民鏡頭，比如上海股市剛剛開設時，他就拍攝了文化廣場上第一批股民翹首張望交易記錄的表情，還有排隊購買認購證的場景，著重表現的是普通民眾對財富游戲規則的強烈興趣，以及對公平競爭并致富的心理預期。這類照片都以細節來體現是上海人的集體性格，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與議論。

翻閱雍和的攝影作品常常有一種關于命運的刺痛感。在他的作品中經常體現出超越民族與團體利益之上的人道主義的情懷，比如他長期關注的白血病兒童，某張照片就拍了一個空空蕩蕩的病房，病床上躺著一個孤苦無助的病孩，畫面留下巨大空白，讓人看了揪心，逼著讀者去思考有關生命本質的話題。還有一張則是一個病孩光著腦袋，充滿著期待地趴在窗臺上看著鏡頭。這張照片后來還被選為路牌公益廣告，時時感動著人們。

以生動細節來體現上海的都市精神

我們正處于一個激變的大時代，這為攝影記者帶來了數不清的絕佳題材和無“鏡”不入的機會。但如何通過攝影作品來記錄時代，凝固歷史的瞬間，使之永恒，為后世提供值得信任的觀照，就是界定一個攝影記者是否足夠杰出的分水嶺。今天的資訊如此之密集，簡單的記錄就可能速朽，更別說打動人心了。那么，細節的捕捉就往往成為成敗的關鍵。雖然大城市最有可能獲得本質性的都市影像，但這并不妨礙攝影家通過鏡頭呈現中型城市中的市民生活。這，也許就是細節的重要來源。

蘇珊·桑塔格在論及攝影與歷史的關系時說：“道德情感與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而歷史的面貌一直是有形的，各種歷史情況一直是具體的。因此，適用于使照片勾起人們欲望的法則和適用于使照片喚醒人們的良知的法則幾乎是完全對立的。能引發良知的照片，總是與某一具體的歷史情況相關；照片所表現的事物愈籠統，就愈難打動人心。”在她的論述中，具體的細節顯然超越籠統的事物之上。這一點，雍和把握得相當出色。

雍和還有一張相當有意思的照片，拍的是幾個人還在剛剛散場的會議上意猶未盡地交談，他們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所透露的信息。因為這是一場關于“白領現象”的研討會，也許這里有商業意圖，但有關方面事后提出批評，認為“白領”一詞有導向錯誤，媒體上也不許出現這個“新名詞”?；仡^再看，這過往的禁忌已經成為笑談。

那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上海，雍和沒法擠進虹橋機場，就來到機場外面尋找機會。他知道，這一帶原來就是市民觀看飛機起落的“最佳地點”。到了現場一看，果然有許多市民在等待“空軍一號”的光臨。夜幕降臨后，“空軍一號”如約而至，在夜空中劃過一條燈光，于是雍和以此為背景，將鏡頭鎖定兩個市民。他們推著自行車，抬頭張望，有一輛的車頭上還掛著塑料帶編織的網兜呢。試想，太平洋西岸的普通市民居然如此關注中美關系，那么中美關系的前景及兩國戰略合作利益應該如何考量呢？

與雍和一樣對細節有著高度追求的是上海另一個攝影家陸元敏。十多年來，他深入到社會底層觀察蘇州河人文生態以及城市面貌的演變，作品中折射出城市化進程對人性的風化與傷害。張沁嘉在《關于上海的經典影像》一文中認為：陸元敏“他對周圍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保持著細膩而敏銳的感觸，對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著由衷而深情的認同。他的作品里絕少戲劇性的沖突，有的只是看似平淡無奇的構圖和光影，但細細品味內中卻醇厚如陳年紹興黃酒，大氣淋漓。”一條流浪狗，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一個細雨中的修鞋攤，一個關在柵欄窗里的精神病人，一座擁擠的老橋……在他的鏡頭中總是那么憂傷，那么惆悵，“一種斑駁、銹蝕的記憶特征”。在上海這座光鮮的城市角落，他提醒讀者關注人生的另一面。所以，有人說，觀看陸元敏的作品就是在回溯我們共同的生活、心路歷程。

邏輯關系越清晰越好，這是雍和一再強調的。在捕捉生動細節時，他也沒有忘記這一點。有一張照片，拍的是蘇州河上的龍舟賽，同在現場的攝影記者都希望龍舟行經處有一個美麗的背景，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但雍和選擇了一幢在建的公寓樓作為背景，公寓樓的每個窗口都站滿了建筑工人。他們是外來務工人員，欣賞著蘇州河上的這個應景的節目。那么這張照片要告訴人們什么呢？蘇州河水清了，可以劃船了。這只是表象，邏輯性體現在背后這幢樓上，因為蘇州河兩岸工廠遷走了，碼頭和倉庫改作創意產業園了，大面積的棚戶區改造了，困擾上海市政府數十年的蘇州河污染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攝影記者的位置與角度

無論是雍和、陸元敏，還是徐勇、張孩兒，這一代攝影家生活在無限可能的世界中，他們的照片從城市的高層政治圈、經濟圈到最底層的生活情境；從金融大亨、影視明星到草根的百姓，各階層人物臉上復雜的表情被他們牢牢抓住，和每座城市的表情交織在一起。

他們敏感而精確記錄了第一次中國的搖滾樂晚會開唱、第一次時裝模特兒T臺走秀、第一批股民排長龍搶購認購證、第一個自選商場開張、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第一架飛抵大陸的臺灣直航包機……無數刻錄時代前進腳步的“第一”被他們攝入鏡頭。他們鏡頭中的無數細節與表情，也一次次地證實了包容、開放、進取、多元的新時期的城市精神。

在社會快速轉型的宏大背景下，人文情懷成了一種稀缺資源，都市精神則是探索實踐的強大動力和心靈支撐，那么，這兩種元素在新聞攝影作品中就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價值，成為在新聞事件之外，震撼人們心靈的圖像。新聞攝影的審美內涵不斷在豐富，當然包括這兩點特征，也是時代所賦予的迷人之處。

但是，在日趨劇烈的傳媒競爭中，作為爭奪眼球的圖片報道，也存在著諸多問題，最明顯的就是攝影記者對所攝對象的擺布，使他們在鏡頭前處于一種最具“戲劇效果”的位置。這種戲劇性雖然還是在新聞現場，但因為已經脫離了對象的自然狀態處于失真。同時，有些攝影記者還常常為了博取讀者的同情與憤怒，以達到預想中的效果，而不憚充當導演的角色，讓所攝對象將剛剛發生的動作再“演繹一遍”。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新聞原則和讀者的傷害。

另一方面，在社會轉型期中，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這在某些地區確是不爭的事實，攝影記者出于社會良知和職業道德，深入貧困地區采訪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但是，有些記者出于獵奇的心態，將一些負面的鏡頭放大，使之產生一種信息無限輻射的狀態，對讀者準確了解新聞事實是有些誤導的。特別是有些記者對弱勢群體、訴求主體的關注，往往處于居高臨下的位置，將自己想象成救世主的身份。而本文所分析的幾位對象，在這方面則做得相當穩妥，他們一般不把自己看作社會某一群體的代言人，更多的只是展現他們的生存狀態，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最多也是通過對某些人的善意嘲諷，揭示人類共同的弱點。同時，他們還經常理性地、符合攝影美學地表達弱勢群體的合理訴求，并進而通過自己的作品讓讀者更多地了解他們，從而推進社會的進步。這一點，尤其值得年輕記者學習借鑒。